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剧场里，几乎没有语言表达功能的26岁青年乐乐，自言自语的少年小彻，还有一名年龄更小、不爱说话的男孩，和舞者薛佳及五名志愿者围成一个圈。在薛佳的指引下，他们盘坐、站立、俯卧，用手掌、小臂、面部触碰自己、他人和地面。这样的训练经常被打断，有的孩子间或用手敲击头部，摇晃身体，还有的不时大叫“薛佳老师”小散配资，声量渐次变大，稍被干扰就兀自用力拍打胳膊。
5月下旬，当第一财经记者来到北京东城区鼓楼大街附近的一个胡同四合院里，薛佳正在进行这场特殊的教学——孤独症舞动疗愈。自2016年在摩登天空live house第一次授课后，薛佳9年接触了200多名孤独症孩子。“尽管他们难以用语言社交，但可以通过肢体引导，帮助他们建立主客体关系，打开言语外的表达渠道，‘讲出’那些被语言困住的诉求和情绪。”薛佳说。
舞蹈具有疗愈性，这一点为公众所周知，但鲜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心理治疗的艺术方法”或者在特殊疾病领域的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
改变发生在近一个多月里。4月底，“舞蹈治疗”被教育部列为今年高等院校的本科新增专业。“（市场）一下就火爆了，也有很多家长、机构找到了我们。但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存在一些泡沫。”与薛佳共事多年的互动数字艺术家项砚冬告诉记者。
作为一门横跨艺术、心理学、医学等领域的创新学科，舞蹈治疗人才如何培养？艺术院校毕业生能否走进医院，获得医生与患者家庭的认可？一节课收费几百到上千元，“无证执业”背后，有哪些客观原因，如何改变？近日，第一财经与多名舞蹈治疗从业者、高校教师、临床医生和心理学界人士进行对话。多名受访者均提到，社会对舞蹈疗愈的需求在不断加大，但如何建立一套客观的、科学的实践规则、测量标准和从业秩序，仍待更多探索。
治疗还是安慰剂
艺术治疗，最早出现在二战后的美国。美国舞蹈治疗协会曾将舞蹈治疗定义为“一种运用舞蹈或动作过程以促进个体情绪、身体、认知和社会整合的心理疗法”。
相较于欧美市场，中国内地引入舞蹈治疗时间较短，目前主要面向有情绪问题的亚健康群体，这让从业者们更多将自己称为“疗愈师”而非“治疗师”。
最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江苏、厦门等地，少数高端养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康复类机构、患者组织等开始在孤独症、心智障碍、老年认知症等疾病领域，引入舞蹈治疗。不过，舞蹈究竟是作为一种疗愈还是治疗手段存在，又或者只是患者家属的“安慰剂”，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如同女生可以吃燕窝，但并不会起到真正有质量的养颜效果。”当谈及如何看待舞蹈治疗，上海某儿童医院从事孤独症诊疗多年的临床医生对第一财经记者做出这样的比喻。
在她看来，舞蹈可以作为孩子康复训练的一种途径，用以提高孩子运动的协调性，但还无法上升至“治疗”程度。
薛佳自始至终都称自己为疗愈师，这是因为孤独症终身无法治愈，她不希望给孩子家长带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她同时认为，舞动疗愈对于高敏感、有强应激反应的孤独症孩子，确有治疗效果。
发现问题是舞蹈治疗的第一步，并且是通过肢体沟通的方式。薛佳的第一名孤独症学生是一名6岁女孩。第一堂课上，女孩不停地踹钢板、揪周围人的耳朵。经过三四堂课的观察，薛佳发现，女孩揪耳朵的行为其实是表达对对方的好感，她越想接近对方，就会越用力地揪对方的耳朵，而在她过去的生活中，家长每次遇到此类情景，就会迅速制止，向对方道歉，再带着孩子离开，这让孩子的症状越积越深。
近几年，薛佳开始接触大龄孤独症孩子以及青年，乐乐就是其中一名。三年前，23岁的乐乐只能依靠声带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不辨方向，且触觉和听觉高度敏感，头部、肩膀处的皮肤全是挠伤，甚至拒绝家人的身体接触。
薛佳在起初的三个月，通过乐乐的肢体反应，摸索出他高敏感的边界，进而帮助他控制应激行为。随着教学的深入，乐乐在薛佳的肢体引导下，逐渐可以区分威胁性和非威胁性的接触，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如何表达情绪不会给自己造成伤害，沟通欲望也变得强烈。再后来，薛佳在舞动疗愈中加入语言、方向等专项训练。对于“乐乐可以叫出自己的名字”这件事，也让薛佳和乐乐母亲感到意外之喜，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孤独症患者通常被现代医学认为干预效果甚微。
“孤独症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沟通。但肢体行为是直接的，引导者可以发现孩子肢体行为背后所压抑的情感小散配资，或出现应激反应的原因，比如他们是否感到紧张、恐惧或者安全；再通过即兴的具身互动，引导和缓解他们的应激行为，帮助他们与外界建立一种沟通。”薛佳说。
国家老年大学授课教师、美国舞蹈治疗协会（ADTA）受训舞蹈/动作治疗师杨莹长期专注于为认知症（如阿尔茨海默病）长者提供舞蹈疗愈服务。在她看来，针对认知症长者，舞蹈疗愈更应被看作是一种“通过身体动作促进身心健康的非药物支持方法”。和许多有效的支持手段一样，治疗师需要先与认知症患者及其照护者建立起安全、信任的合作关系，并保持规律的干预频率。
“认知症是大脑发生了实质性的病变（如脑萎缩），并非单纯的心理问题。舞蹈疗愈的帮助，核心在于身体活动对大脑和情绪产生的积极影响。它不同于药物直接针对病变部位。评估舞蹈疗愈的效果需要结合多方面的观察和感受，比如患者社交行为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升、患者和照护者更有连接感。”杨莹告诉第一财经。
从民间到高校
薛佳和杨莹都是国内较早期从事舞蹈疗愈一线工作的舞者，薛佳开始于2016年，杨莹开始于2014年左右。
这些早期的民间探索让市场看到了舞蹈治疗的效力，一些实践者和海外归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将舞蹈治疗引入高校教育体系。
今年4月底，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舞蹈治疗”为新增的29种本科专业之一。此前一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已开始对“舞蹈治疗”定向招收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生。
目前，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已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舞蹈治疗”本科专业的高校，预计将于今年开始招生。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院长张强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该校十几年前就已开设“舞蹈疗愈”相关课程，作为舞蹈学（师范）专业的特色课程。正是基于这些前期师资和教学基础，该校最终得以专业申报成功。“但需要承认的是，时至今日舞蹈治疗在中国还没有完成真正的本土转化，我们希望可以成为‘铺路者’。”
就业界人士对于该专业定位为“治疗”还是“疗愈”、“舞蹈”还是“舞动”的争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舞蹈学教师刘珊珊对第一财经表示，本科阶段教学应更偏向实践，所以最终采取“舞蹈”而非“舞动”作为专业名，这是希望该本科专业能够更好体现舞蹈的本体性。
刘珊珊同时提出，按照设想，舞蹈治疗毕业生既能够胜任普通亚健康群体的舞蹈疗愈，也能在特殊教育学校教授特殊儿童，并为医疗舞蹈治疗打下从业基础。加之已有多项认知行为学、神经生理学等研究证据及临床实践证实舞蹈治疗能为慢性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特殊疾病人群改善生活质量、缓解症状。所以，考虑使用“治疗”而非“疗愈”定为这一本科学科名称更合适。
随着潜在需求市场扩大，近年来，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之外，也有一些艺术院校开设了舞蹈治疗相关的本科课程。不过，对于这些本科毕业的艺术生能否胜任特殊疾病领域的舞蹈治疗，一些受访人士持审慎态度。
广州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讲师李璟表示，如果将舞蹈治疗看作为心理治疗的一个分支，那么实践者所需具备的心理学知识可能并非艺术本科专业所能覆盖。李璟同样在高校教授艺术治疗课程，但她授课的对象是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
“在治疗过程中，参与者的心理行为障碍或激烈情绪会表现出来，如果引导者不具备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可能会对参与者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参与者罹患精神疾病时，引导者没有对其进行预先评估，还可能导致参与者出现严重的应激发应，对引导者造成伤害。”李璟对第一财经表示。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服务于云朵艺术疗愈公益的艺术治疗师对第一财经提到，国际上专业的艺术治疗师必须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背景，包括成长学、病理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等专业知识，再加上艺术创作和即兴能力，经过大量的临床实习并通过考试，才能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艺术治疗师。
杨莹也表示：“尽管作为‘舶来’概念，舞蹈治疗常被赋予‘前沿’‘高潜力’的标签，但实际应用需扎实的心理学与医学交叉训练。对舞蹈专业学生而言，它虽开辟了医疗康复、特教支持等新方向，却并非无门槛的就业捷径。”
“在舞蹈治疗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舞蹈专业学生往往是在研究生乃至博士阶段才开始进行跨专业融合，系统学习心理诊疗理论、艺术治疗理论和实践临床技能。”杨莹说。
由于国内舞蹈治疗等一众艺术治疗起步较晚，李璟认为，短期内培养出一批成熟的跨学科人才存在困难。更不用说，“艺术”需感性思维，“心理学”则是理性的科学，同时具备感性和理性思维的人才少之又少。在此背景下，或可让艺术学、心理学和医学从业者组成一个团队，共同对特定人群实施舞蹈治疗。
医疗与教育体系的顾虑
在与薛佳合作研发孤独症舞动教学体系的第九年，项砚冬第一次感受到市场“热了”。这一个月以来，邀请他和薛佳讲课和演出的，以及慕名前来上课的，较过去多了不少。
而原本浮动空间就较大的市场收费情况，似乎随着更多培训机构、资本、公益力量等的介入，变得更加混乱。第一财经了解到，目前，针对特殊疾病的舞动疗愈课，有的按照疗程收费，有的按小时收费；有的小班课收费达到1200元/人，有的“一对一”课程则在500元/人左右；一些与医疗机构、公益组织合作的课程，则或将收费嵌入康复干预等项目之中，或仅象征性地收取50元以内的费用。
但在项砚冬看来，猎奇的人、跟风的“热钱”来了又走，真正桎梏行业和他们团体发展的难题仍然待解——“缺人”又“缺钱”。
“一名热心人士对我们的场地支持结束于2022年。近三年来，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在做孤独症项目，至今没有筹到资金支持。下半年，爱丁堡国际戏剧节邀请我们进行孤独症舞台剧表演，但如果6月上旬没有筹到足够的经费，计划可能就搁置了。”项砚冬表示。
此外，据项砚冬介绍，负责导演、声音、互动媒体设计的他和唯一一名舞动疗愈师薛佳，还有不足10名的长期志愿者，构成了课程的全部人力。
李璟认为，“官方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缺失”“培训和从业门槛标准不一”等问题，恰恰说明舞蹈治疗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供给远小于需求，行业竞争还不充分，人才吸引力还不强。为了改变前述困境，需要让“舞蹈治疗师”真正走进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设立专职岗位，而非由舞蹈教师或者康复师兼职担任，并畅通其职业晋升途径。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陈莎茵对第一财经谈及了学校对引入艺术治疗教师的三重顾虑。一是定位，艺术治疗与学校原有的音乐唱游律动等课程各自如何定位、两者如何结合；二是资金，艺术治疗目前在市场上定价较高，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艺术治疗尚难获得政府财政支持；三是安全性，即艺术治疗是否会在实际干预中出现偏差以及如何避免。
不过，这三重顾虑也并非没有化解之道。陈莎茵提到该校的三种尝试：第一，通过引入特殊教育基金，聘请专业治疗师对学校已有老师进行舞蹈治疗培训；第二，打破固化的分班模式，按照实际教学需求进行授课；第三，采用双师制，由更了解孩子基础情况和有丰富的孩子应激状态控制经验的特校老师和专业治疗师共同教学。
而要想将舞蹈治疗需求进一步转化为市场，多名受访业界人士认为，势必要推动舞蹈治疗获得医生和患者家属的认可。
之所以医学界仍持观望态度，一名精神专科医生以孤独症治疗为例，对第一财经解释说，对于家长而言，这类孩子原本可能就比同龄人发育迟滞，乃至生活不能自理，与孤独症孩子的家属谈“艺术”，对方或可能认为是天方夜谭，或报以“病急乱投医”“试一试”的态度，又或寄希望于孩子“特殊的天赋”被激发出来，这些均偏离艺术治疗的初衷。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孤独症不属于急性发病的疾病，所以公立综合医疗机构通常对他们投入更少的住院资源；至于专科医院，无论是经费还是医护资源都更加紧张，加之这类孩子较同龄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弱，初期可能抗拒接触并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需要投入大量的、专业的医护资源，所以专科医院对于引入该干预手段的动力可能也不充足。
“无论是学科科普还是应用于一线临床，艺术治疗都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此外，艺术治疗自身的成熟度和规范性是临床实践接纳的前提，而要实现这一点也需要医学界为其提供临床证据和真实世界数据积累的土壤。”这名精神专科医生说。
事实上，也有地区先行一步。
据前述云朵艺术疗愈公益的这名艺术治疗师介绍，近三年，云朵艺术疗愈公益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艺术治疗课程。具体来说，医护人员先遴选出院内处于疾病康复期、功能相近的孩子，再将教学名单提供给治疗师，治疗师针对孩子特征“定制”治疗方案，进院对孩子进行一定频次的干预。干预过程中，治疗师根据孩子的反应和肢体反馈以获悉治疗结果，并在第一时间加深、延伸方案激发更多潜能。最终小散配资，综合医生的定期诊断、康复师的反馈以及治疗师的各种量表等，形成更科学、更直观的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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